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睁开眼睛，除了妈妈温暖的身子和慈爱的眼光，我还看到了一脸兴奋的爸爸，一边努力思考着飙松这个名字的意义，一边从心底深处都洋溢着扬眉吐气出生的爷爷。隔壁的灶屋里，奶奶、小姑和晚叔，一边竖着耳朵倾听里屋的动静，一边趁着松针燃烧后的余烬暖和身体。
爷爷是公公最小的儿子，按山村和宗族的传统，本应该得到更多的爱护。但在他出生的民国初年，“多子多福”的情境下，普通农民的孩子又能得到多少爱护呢？或许，爷爷年轻时最大的收获，就是刚成年就被公公托人带着去跑单帮，走出了大山的怀抱。
爷爷的单帮生活，路线很是固定：东去高沙挑细货，西到洪江担桐油。
高沙时称“小南京”，特别是日军占领中国大半江山后，江浙富庶之地的物产，多经此地中转。
洪江是“五溪汇集”之地，是苦寒山区的桐油等出产的集散地，唐时李白便有“闻道龙标过五溪”之句，比起“夜郎西”来繁华许多。
于是爷爷便奔走在高沙与洪江的中间，最主要的是当运送货物的脚力，偶尔也兼做一点小买卖，虽说在一些险峻的地方免不和有遭遇“吊羊”的风险，却因此远离了民国后期“抓壮丁”的危险，还练出了一副好身板。
长年在外面跑单帮，爷爷并没有修练出做生意的自觉。但长年的跑动，仍然让他开了眼界长了见识，更让他拥有一种不同于其他兄弟的组织与领导能力。因此，新中国成立后不久，爷爷就成了最基层的农村干部，直到年龄渐长，才从大队书记转任联合园艺场书记。
奶奶出生于小户人家，老外公是个严厉的私塾先生，老来得女的宠爱，让她免去了裹脚的痛苦，也让她在教室的窗外学到简单的汉字与算术，可惜父亲在她未成年时便去世了，她的学习从此断档。
我出生前几天，奶奶彻夜坐在棉纺机前，在“依依呀呀”的声音中勤奋地劳作，她要为即将出生的第一个孙子缝制一件棉背心。后来听大姑姑说，奶奶嫁到竹山湾后，生养很是频繁，一共生育了十来个孩子，可惜有几个伯伯、叔叔、姑姑未能长大成人，在她的心里蒙上了重重的阴影，她在纺纱的时候，不时会哼唱着两种不同版本的三字经，一是传统的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另一种却是戏谑式的“三字经，补补丁，补不起……”。也许，这既是对她自己童年时代的一种回忆，更是对生不逢时、只能缝补衣服的自嘲吧。
爸爸1964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，回农村后成为一名民办教师，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第二年年考入武冈师范，赶在“老三届”的政策出台前抓住“吃国家粮”的尾巴，我出生时远在上百公里外的绥宁县联民公社中学任教，这次在冰雪天气里步行两天，爬山越岭赶回家，看望了我们娘俩，为我取了名字，又得赶回学校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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